當社會鼓勵生育，她們寫下成為母親的愛與痛

2024年11月13日04:20:11 育兒 5498

近年來流行的兒童牽引繩，外出時一頭拴著孩子，一頭拴著家長，俗稱「防丟繩」。ic photo

很長一段時間裡，生孩子不在作家蕎麥的人生計劃中。但邁過35歲「最佳生育年齡」的大關後，她越來越難以抵擋來自母親的催生壓力，對自己寫作事業的失望也讓她萌發「要不生個孩子」的想法。在糾結與恐慌中，丈夫的一番話讓她安心——我會努力讓你過和現在一樣的生活。2017年，她在36歲的時候成為一位母親。

2024年，蕎麥的非虛構作品《無盡與有限》出版，她在書中回顧自己的育兒經歷和心路歷程。「我生下了小孩，感覺是向什麼東西認輸了，」她寫道，「變化像是漣漪擴散開來，它漸漸開始變得更為寬廣複雜，深入到了生命深處。」

作家蕎麥以自己七年來的生育經歷為素材寫出了非虛構作品《無盡與有限》。受訪者供圖

蕎麥的生育正好發生在鼓勵生育成為社會主流意志的時代節點上。2013年年底，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自此可以生育兩個子女；2016年起，全面二孩政策實施，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兩個子女；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所有家庭可以生育三個子女。人口學家紛紛建言，提醒公眾日漸低迷的生育率不利於社會發展，呼籲女性多生孩子。

在蕎麥初為人母的那一年，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蔣萊與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合作，在上海展開二孩媽媽研究。她們想了解，進入「二孩時代」，是什麼因素促使一些社會中上層女性響應生育號召，再為人母？2024年，她們合著的《新生育時代》出版。

研究多孩媽媽的學者沈洋（左）與蔣萊（右）。受訪者供圖

過去20年裡中國的結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數據顯示，推遲婚姻和生育是全球普遍趨勢，但絕大多數女性一生之中都會成為母親。歐洲部分國家女性的終身無孩率約為20%；在中國，一項基於2010年和2020年第六、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研究發現，2020年中國49歲女性的終身無孩率為5.16%。

這意味著，面臨「生還是不生」的問題時，中國育齡女性正在更仔細地權衡利弊得失，更小心地把握生育步調。社會正在步入一個「新生育時代」：一方面，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備受關注；另一方面，當代年輕女性更加註重個體生活質量、自我實現與親密關係中的平等互惠。在鼓勵生育的宏大敘事下，女性寫作者開始記錄生育主體——女人——的個體故事和生命經驗，揭示女性個體意識覺醒與社會家庭傳統要求之間的某種張力。

打開生育的「黑箱」

蕎麥曾以為女作家最好在公開場合對母職閉口不談，「搞事業的女性一旦和母親這個身份聯繫在一起，用它來審視你是最容易的」，但她發現自己在微博上再也沒法也不願迴避母親的身份，而是開始頻繁地討論它。

孩子不願午睡，可以放任他不午睡嗎？不強求孩子叫人，會讓他變成一個不懂禮貌的人嗎？要強迫他規規矩矩吃飯嗎？一個新手媽媽在嘗試這些非傳統教養方式的時候，不可避免會陷入自我懷疑，蕎麥說，是微博評論區的年輕人給了她很大鼓勵。「他們會以小孩的身份跟你說這樣是ok的，我曾經也不想午睡，我也不喜歡被大人強迫……」孩子一天天長大，這些擔心統統被證實是多餘的，而這種種分享與討論，都化作蕎麥思考的養料，被她付諸筆端。

在寫作過程中，她有諸多不自信：「對於『我們女性可以不想成為母親』，我當然完全贊同，但因為我已經成為母親了，而且寫了一些成為母親的故事，所以我的書不是關於這個內容的；還有很多人寫痛苦的母親，我也不是一個特別痛苦的母親。我就覺得我是一個太過『普通』的母親，我寫的東西（情感）強度和理論性的東西都是不夠的。」

疑慮與忐忑持續到交稿之後。一位女編輯看了書稿，給蕎麥寫了一封信。蕎麥在後記中記錄了信中最鼓舞她的一句話：「這本書不為那些沖在最前面發聲控訴的女性而寫，而是寫給那些在糾結中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的『沉默的大多數』。」

讓蕎麥驚訝和驚喜的，是許多女性讀者讀完《無盡與有限》後告訴她，自己從沒看過這樣的書。

「媽媽們從不跟女兒們聊生育，就開始催生孩子了，並且總是說『很輕鬆』，甚至似乎還很有趣的樣子。整個社會氛圍都對生育的痛苦、傷害絕口不提，只說懷孕的時候多麼被周圍人愛著，生育之後又是多麼被疼惜……」一位讀者說。

蕎麥不僅在書中寫了生育的疼痛——一個近年來越來越常見於公共討論的話題——還寫了身體私密性結束對女性意味著什麼、幼兒學習睡覺和吃飯的艱難過程給家長帶來的巨大挫敗感、以另一位母親的身份平視和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親、在自我主體性和母親身份之間的種種游移掙扎、面對孩子時不由自主的愛意涌動……這些來自一位自省母親的、具體而真切的自我剖析，讓讀者感到新奇。

「女性面臨的壓力是多方面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她可能既想要自我，也想要一個孩子。」蕎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希望在這本書中以一個「既要又要」的「普通媽媽」的視角，講述「成為母親」的愛與痛、無盡與有限：「當我們強調生育的各種困難和痛苦的時候，我們也需要看到更多關於女性生活的具體內容，而不是僅僅強化沒有那麼多具體感受的、形而上的恐懼。這種恐懼好像又龐大又空洞：說很痛，到底是些什麼痛？說很煩，到底是些什麼煩？只有在了解了這些之後，女性才能真正思考生育這件事，而不是陷入一種龐大未知的恐懼中大喊大叫。」

當一些年輕女性開始在社交網路上大聲討論生育的困難和痛苦，意味著她們對母職的看法正在出現變化——很難再相信生育是女人的「天職」，不願為了家庭犧牲個人發展。特別是在大城市，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愈發顯著。

但也有一些女性不僅生育了一孩，還生育了二孩甚至三孩。

隨著生育政策的不斷放開，蔣萊與沈洋順勢將上海二孩媽媽研究樣本擴大到了三孩媽媽和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媽媽。至2021年研究結項，蔣萊與沈洋調研過的家庭達到了四十餘個。她們發現，這些多次生育的媽媽具有一些共性：她們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出生，經濟水平在居住地至少屬於中產階層，有高學歷，多為公務員、醫生、事業單位行政幹部、大學教師、國企中層幹部、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外企高管等。

蔣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鑒於計劃生育時期嚴格實施「一孩制」的家庭，與城市、良好的教育背景、國有單位、體面就業者幾個標籤下的育齡女性密切相關，她們的研究對象其實也是生育政策放開後期望提振生育意願的群體。

這些70後和80後女性能夠生育二孩或三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們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蔣萊和沈洋在書中分析，在上海的被訪者基本在2010年前購房完婚，他們在城市房價較為合理的時期購置第二套、第三套住房，「資產增值帶來的獲得感可能會強化她們生育二孩的動機」。

受訪媽媽們給出的最常見的生二孩理由包括恐懼「失獨」、「對孩子身心發展有好處」和「意外懷孕」，兩位學者敏銳又不失審慎地在書中寫道，「『意外懷孕』似乎體現了女性在性關係中的不自主。」

兩位學者發現，近年來在年輕女性群體中日益高漲的性別平等思想對她們調研的這些二孩、三孩媽媽影響有限。三個受訪的三孩媽媽中，兩位是為了「追男寶」而生下三孩；許多媽媽對「喪偶式育兒」的狀況無可奈何卻也不得不接受，有些媽媽為了照顧孩子主動放棄自己的職業發展。她們進而發現，儘管這些媽媽們都處境優渥，沒有養育兩三個孩子的物質焦慮，但躍過家庭資產的「護城河」，生育對她們來說依然會帶來很多問題。

「女性在生育中面臨的困難在一代代女性中都停留在個人敘事，但生育這個『黑箱』是可以納入公共討論的。實際上，青年女性無論在什麼階段要做生育決定，都需要這樣的討論，」蔣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在書中提出的主要觀點是就業與生育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基於這一組關係來考察一系列的（生育）政策。」

成為」全職媽媽「

成為母親後依然兼顧事業者在中國女性中仍佔有較大比例。圖為概念圖。視覺中國

2024年5月，1989年出生的杭州姑娘烏冬出版了《海象日記》，這本書收錄了她從孕期第22周到女兒滿一周歲期間每周撰寫的日記。讀者被她天馬行空的表達深深打動：她在孕期第22周的時候調侃自己失去上下半身界限的流線型身體宛如海象；哄睡女兒時常常與丈夫展開「七分熟」還是「全熟」的歧義對話；感慨嬰兒的臉是「澄澈的天空」，成年人的臉上「還滯留著昨天、前天甚至去年的雲」……

「勇敢」是豆瓣上許多讀者對烏冬的評價，這讓她驚訝又羞赧，在她看來，自己在懷孕生子的過程中「節節敗退」：為了讓確診癌症的母親在餘下的時間裡快樂，烏冬決定去生個孩子；為了照顧剛出生的女兒，她失去了法語老師的本職工作。

將自己成為母親的經歷寫成《海象日記》的烏冬。受訪者供圖

「其實這本書里發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我決定的，我只是被迫去接受，然後試著去處理它。讀者看到的那些幽默的表達，對我而言是『救命』的東西。」回想起那段時光，開朗愛笑的烏冬語氣頓滯傷感起來。

中國女性在結婚生育之後依然保持著較高的就業率，因此也面臨更明顯的事業和家庭的衝突，具有事業心的中國女性通常以家務外包的方式小心維持事業與家庭的平衡。蔣萊和沈洋發現，中國女性往往在生育後得到自己父母乃至雙方父母慷慨的育兒支持，祖輩帶娃的現象非常普遍。尤其在比較富裕的江浙滬家庭，獨生女在結婚生子後能夠獲得父母的全力資助。在她們訪談過的一個家庭中，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六人齊上陣，嚴密配合照料兩個孩子的日常起居和上下學。「要說中國母職有什麼獨特性，這樣以家庭為單位的雙系撫育在全球來講是比較少見的。」沈洋說。

烏冬難以兼顧事業與家庭，主要是因為她與丈夫阿爾缺乏育兒幫手。女兒出生不久，烏冬的母親就因併發症去世。她的父親一直是一個遊離於家庭生活之外的、我行我素的沉默男人，母親去世後，家中的主心骨不在，經歷喪偶之痛的父親不是烏冬可以依靠的對象。阿爾的父母遠在義大利，對照料孫女也愛莫能助。

烏冬沒能在杭州找到可以接收一歲半以下幼兒的日托機構，她和阿爾的收入又不足以讓他們僱傭一位育兒嫂，這意味著家中必須一直有一位家長在；終於能在女兒一歲半的時候送她去託兒所了，但託兒所下午三點半就放學，按時接女兒回家又是一個問題。阿爾是大學老師，與許多其他爸爸相比已屬時間靈活和顧家，但在照顧女兒上時間精力依然捉襟見肘。權衡之下，烏冬決定辭職。她注意到，她之前那些關係很好的女同事，很多在生完小孩之後也沒法再回到長時間要求的工作中了。

雖然近年來全職媽媽群體進入公眾視野，屢屢引發熱議，但全職媽媽並不是中國女性的主流選擇。市場化改革前，國有企事業單位曾提供充分的公共托育服務，讓女性得以在懷孕生子後迅速重返工作崗位。經歷過「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時期，人們對全職媽媽的認知與想像是匱乏和不全面的，因此也難以理解她們的勞動價值和缺乏認可的失落感。正在熱播的綜藝節目《再見愛人4》中，歌手李行亮的妻子麥琳遭到網友的口誅筆伐。網友既不理解這位全職媽媽衣食無憂、家有保姆、掌握家庭財權，為何依然對丈夫不滿，也不理解她為何不去工作。

在沈洋看來，「全職媽媽」在中國是個定義不明的群體，她們是那些沒有工作收入、仰人鼻息的媽媽嗎？掌握家庭財權但沒有全職工作的媽媽，也可以被定義為全職媽媽嗎？她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稱，當下全職媽媽群體究竟規模如何缺乏有代表性的數據，但從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下降的大趨勢合理推斷，這個群體的人數在上升。

蔣萊表示，全職媽媽群體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女性生育後缺乏社會支持：「由於育兒的責任和壓力，職場媽媽在一個階段內希望退出職場或選擇一些更靈活的工作。轉換這種身份其實非常困難，女性的職業一旦中斷就很難再繼續。一些政府機構往往認為成為全職媽媽是自主選擇，意味著家庭的經濟條件允許女性退出職場，因此對這個群體缺乏關注，但她們其實是非常弱勢、需要幫助的一個群體。」

蔣萊與沈洋還發現，「父職紅利」減少、「母職懲罰」加劇的情況正在發生。學界對「父職紅利」的定義是，由於男性被默認為家庭中的主要經濟來源，在生育子女後，男性會更加投入工作，並因此帶來「工資溢價」。相應地，女性會因被默認需要承擔更多家庭責任而面臨職業發展停滯、收入增長下降的「母職工資懲罰」。沈洋援引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的研究指出，過去二三十年間，「父職紅利」減少，「母職懲罰」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市場化轉型、單位體制的變化讓職場父母獲得社會化育兒支持的難度增加了。

如今，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加快完善生育政策支持體系已經受到國家高度關切。2024年10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公布了4個方面、13項生育支持舉措，包括強化生育服務支持，加強育幼服務體系建設，強化教育、住房、就業等，社會普遍關注的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政策體系建設進一步健全。

2013年生育政策放開後，蔣萊注意到整個社會的話語越來越鼓勵女性生育，而育齡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段與職業發展關鍵期完全重合。延長產假是生育支持舉措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衛生健康委在介紹上述《若干措施》時表示，目前各省（區、市）已經普遍延長產假至158天及以上。

烏冬不知道在家帶娃的日子還會持續多久，但她希望可以早點結束，回到正常工作中。她在《海象日記》中記錄了孕期第35周時，與阿爾討論父職與母職的情形。當丈夫對她說，懷疑自己能否成為一個好爸爸，但她不僅要成為一個媽媽，還要成為「這個家的神」時，她難掩震驚，「真要命！這個世上的好爸爸尚未有一個雛形，這個世上的好媽媽卻多到可以互相疊加塑成一座千手觀音。」

提及書中的這一細節，烏冬的表情和語氣嚴肅了起來：「我女兒其實開始只會叫爸爸，她叫誰都是『爸爸』，那個時候我沒有去認領這個單詞。當她可能無意識叫出『媽媽』時，我應答了，然後逐漸去認領了這個職責……也不小心認領了社會對你的期待。」

「因為是女性生的孩子，大家會覺得更漫長的育兒任務也是她們的。就好比有個軍隊要去打仗，將軍在出發前先被毒打一頓，然後被告知『出發繼續打仗吧，反正你已經身經百戰了』。就是這種感覺。」她說。

「媽媽的勞動」無可替代

武漢一家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員引導嬰兒游泳。ic photo

很大程度上來說，事業與家庭難以兼顧是全球家庭面臨的普遍性現象。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對美國職場的研究發現，1980年代以來，工作時間最長、靈活性最低的工作往往也是薪酬更高的工作，工作的貪婪程度（註：此處的貪婪源自戈爾丁的術語greedy work，指對工作時間要求很長）越來越高。在生育的限制下，女性難以像男性一樣投身貪婪的工作，也因此難以消弭性別收入差距。

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中，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表示，在社會疏於提供育兒資源，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需要拼盡全力養育孩子、維持生活的情況下，女性必須逼迫丈夫：「你究竟打算如何面對我和孩子？」她與日本漫畫家田房永子在對談中一致認為，讓丈夫參與家務和育兒，是從個人生活出發改變社會的開始。

蕎麥的丈夫從社會定義上來看是一個「全職爸爸」。作為一個時間靈活的自由職業者，他心甘情願地承擔了更多育兒與家務，照料孩子的細緻程度讓看到的女人讚歎、看到的男人迷惑。蕎麥在書中坦言，對抗傳統性別分工的夫妻亦難逃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丈夫感受到了傳統女性曾經面臨的痛苦——他承擔了瑣碎勞動，為家庭運轉付出良多卻抱怨得不到足夠多的認可；蕎麥則發現，「媽媽的勞動」無可替代，因為社會對母親形象的塑造要求媽媽必須一直「在場」，她不可能像一個普通事業型男性那樣從育兒中輕巧脫身。

談到她在書中寫下的那句「現在我們都覺得自己活得不如一個『普通男人』」時，蕎麥補充道，「但我們也都沒有成為一個『失權的妻子』。」她認為，爭取性別平等，家務必須被重新分配，我們既需要認可男性從事家務勞動的價值，也需要看到女性在家庭內外不得不從事的隱形勞動。

做二孩媽媽研究的這些年裡，沈洋結了婚，在充分認可丈夫的性別觀念和家務投入後，她於2019年和2024年相繼生下了兩個女兒。沒有懷孕前，她就已經和丈夫協商好未來的家庭和育兒安排，生育前後都未曾懈怠工作，甚至還與同一年入職的同行丈夫彼此暗自較勁，在事業發展上齊頭並進。

沈洋將她的為母心路記錄在《新生育時代》的附錄中。她說，寫作本書的一個私心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女性讀者，「家庭是權力鬥爭的場域，女性不要放棄鬥爭。我們可以依靠反思和實踐趨近性別平等」。

烏冬與阿爾的育兒分工是這樣的：工作日的上午，阿爾很早就出門，烏冬把女兒送去託兒所；下午三點半，烏冬把女兒接回家，阿爾大概四五點回到家，開始陪女兒玩耍，與此同時烏冬準備晚餐；他們飯後帶著女兒散步，晚上阿爾還負責給女兒洗澡、換睡衣、哄睡。確保家中兩個大人都有喘息時間是他們的分工原則，烏冬笑道，他們現在是名副其實的隊友，換班帶娃時會擊掌給對方打氣。

烏冬有時候會想，社會能否允許讓人三點半下班，或讓社會中的大部分普通人能夠在減少工作時間的同時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我們的標準是能夠讓人育兒的時間也是正常的工作時間，雙職工、雙養育者的家庭是不是就能夠實現了？」

沈洋有朋友在瑞典工作，朋友告訴她，當地人從下午三點半開始就陸續下班，去接孩子放學回家。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凱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的研究發現，「在瑞典，兼顧工作和孩子並不困難」。這得益於瑞典政府從1970年代開始出台性別中立政策，支持育兒集體責任：2018年，瑞典父母共享480天帶薪育兒假，父親和母親各自需要休至少90天。家有8歲以下幼童的職工可以選擇從任何時候開始將工作時間減少1/4，即每周只工作30小時。